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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其仁,完达山上走出来的经济学者

来源:网络 编辑:九龙山新闻网 时间:2019-01-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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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4月18日,周其仁在北大朗润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。(本刊记者 侯欣颖/摄)

1978年的高考在7月的盛夏举行,周其仁仍记得,刚考完试他便迫不及待地下河游泳了。当年610万考生中,有40万人成为佼佼者,迎来自己命运的拐点。周其仁便是其中一员。那时,他已经在靠近中俄边界的国营农场度过了整整十年的青春,恢复高考使他从完达山里的猎人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。那一年,中国正式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。40年来,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、见证者,更是受益者。

“最理想的工作是开拖拉机”

周其仁出生于大都市上海,1968年,他响应毛主席发出的“农村是广阔天地,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”号召,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,来到地处黑龙江虎林县的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。那时的他,已经做好了扎根的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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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—1976年,周其仁作为下乡知青在完达山打猎、养鹿。

我下乡是1968年8月,那时候城乡之间互相流动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体制,跟今天是截然不同的。当时我们从城里去农村,是因为毛主席发了号召,但是谁要是去了再想从农村回城,就不行了。

其实,那时从城里去农村也并不容易,需要当地给安排工作、口粮,而农村粮食本来就不富余,人口又很多。到了80年代,还是近10亿人口,8亿农民。我去的地方不是人民公社,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属于国营农场体系,相对还比较好办。因为它是国家的,说加点人就可以加点人。

当时的体制是,城里人和农村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。因为城里是国家包下来,有工作、有退休金,日常供应也有保障,农村是没有这套体制的,就靠农民自己。所以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,除了极个别的农村,绝大多数农村的生活比城里贫穷得多。

要不是邓小平重新恢复高考,我是不可能回来的。当时去了农村都是要扎根的,要一辈子待在那儿。当时,上海去了好多人,开始的时候还要报名,因为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叫国营农场,但是已经改成军队体制。在那个年代,军队有很高威望,属于“解放军序列”,所以还要挑一挑,选一选。我们学校第一批就12个同学去,像我家成分不算好,录取的时候排在最后一个,是勉强挤进去的。但是越往后,城里是“一片红”,除了很少的独生子女,还有父母或者本人身体不好的,其他统统都要下乡。

知识青年去国营农场比去一般人民公社要好。首先我们是工资制,每月发薪水,跟国营工厂是一样的,只不过工资水平低一点。另外,因为是国家投入,所以去了以后生活条件比一般人民公社要好很多。准确地讲我是去当农业工人,去了以后最理想的工作是开拖拉机,但是没轮上,我就被分到山里打猎去了。

最骄傲的身份是“杜润生门生”

外人眼中的周其仁,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,是为人景仰的经济学者,但令他自己最感到骄傲的身份,是“杜润生门生”。杜润生被称为“中国农村改革总参谋长”,正是他的赏识、引导,使一批年轻人踏上了研究农村改革发展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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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周其仁感到最骄傲的身份,是“中国农村改革总参谋长”杜润生的门生。图为2007年,周其仁去杜润生家中探望。

历史上,我们国家是有迁徙自由的,人可以跑来跑去,出去闯荡,进城打工。像我的父辈就是从浙江山区到上海当学徒的。那时候,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先在上海站住脚,当了学徒或工人,一有机会就会介绍自己的同乡来。这种状态基本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,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写有迁徙自由的。

但是后来“大跃进”以及相继发生的饥荒,城市粮食不够供应,因为人们的户口一旦转到城里,国家就要负责供应粮食。仅1958年到1960年左右,约有2000万人转入城里,粮食供应不了,政府就决定把这些人再迁回农村去。从此城乡这个门就关上了,再也不能自由流动了。

所以基本上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以后,城乡之间体制的壁垒就很高了。那时候农村的人,要不就考上大学成为技术干部,进入城市体制,要不就当兵,而且要当“四个口袋”的军官,才可能进城,其他要跳出农门,可是不容易。后来修订宪法,迁徙自由就被拿掉了。

这种状态从1961年一直持续到大概1981年、1982年左右。改革开放以后,农村粮食产量上来了,国家就发现很多劳动力用不着在那么小块地里待着了。但开始的时候仍希望他们不要进城,因为城里也没地方待,没有工作机会,住房也不够。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,是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,城里人的住房都非常狭窄,再加上你没有粮食、没有工作、没有社会保障这套东西。但允许农民搞农业以外的工业、副业、商业活动,所以开始的一个时期政策倾向叫作“离土不离乡,就地富起来”,于是就有一些地方办了乡镇企业。

再往后发展,城市改革开始了,工业活动、商业活动多了起来。对农民来说,哪里收入高一点,他就愿意到哪里去。因为乡镇和城市生产率有差别,工资就有差别。所以“人往高处走”,大家发现城里收入好,就想去试试。

上世纪6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,我们的宪法也没有把迁移自由权再写进去。事实上,这项权利在慢慢发育。最早是1983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写的一句话,叫“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”。后来等到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,在城里挣的钱可以买到粮食,这个门就开始打开了。虽然国营企业招农民工并不多,但是城市建设需要很多农民,搞建筑、生活服务,从事苦脏累和危险的工作。再后来开始大量办民营企业,民营企业可以招农民工。到高峰的时候,好几亿人到城镇来。

现在除了北上广深这几个超大城市,大部分中小城市基本没有城乡之间的壁垒了。但是你要问打彻底了没有?我认为过去那个城乡隔离体制的尾巴还很长。我们的国民权利,是发展起来了,但是用一个行话来讲,还不便携带。比如,你是安徽户口,读书权就在安徽,高考权也在安徽,但按理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,虽然生在安徽,到了上海就应该可以在上海读书,到了北京也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。但现在还做不到,这就是身份、权利属地化。人不应该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。人如果有与生俱来的差别,他就会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,自己再努力也没有用。人最怕的就是被命运支配,不能主动努力地去改变命运。

“社会流动有它的平衡机制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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